崇州十大牛人：真不是吹的，你未必全认识

前两天翻地方志，看到崇州这地方的历史人物，说实话有点被震住了。这个成都边上的小城，居然出过这么多狠角色，从古代搞地方志的大佬，到近代带兵打仗的猛人，再到后来搞教育的、做公益的，几乎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个，干的事拿到现在来看还让人竖大拇指。

我挑这十位，尽量不看那些特别“正确”的官方介绍，主要看他们哪个点特别牛，或者哪件事是能让人记住的。

头一个：常璩，写地方志写成祖师爷了

说崇州必提常璩。这人是个什么级别呢？就是后人一说地方志，都得管他叫声祖师爷。他那本《华阳国志》，是中国现存最早、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，没有之一——这句话说多少次都不怕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。

很多人以为是地方志就记个地名、山川、户口啥的，那格局小了。常璩写的，是他那个时代整个西南地区（包括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、陕西南部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，甚至神话传说。他是东晋人，当时天下大乱，他能沉下心把这些东西记下来，给后人留了一个窗口，让我们知道一千多年前那帮人是怎么过的。这种牛，是那种无声的牛——活着的时候不显眼，但后世人翻他写的东西，都得感慨一句“幸好有他”。

第二位：唐慎微，一个被低估的医学“数据狂”

这个人，说实话很多崇州人自己都未必知道他的分量。唐慎微是北宋的民间医家，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把宋朝以前所有传世的中医方子，能找的都找来了，最后编了一本《证类本草》。

这本书在古籍里算个大块头，里面收录了药物1500多种，药方3000多个。别小看这个数字，放在当时那就是个庞大的“数据库”。后来李时珍写《本草纲目》，主要就是参考了这本书，甚至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它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唐慎微在前面打底，李时珍不一定能写出那本传世巨著。但很多人知道李时珍，却不知道唐慎微。这种牛，是那种“幕后英雄”型的牛。

第三位：张俞，一首诗火了上千年

崇州人张俞，北宋诗人。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他写的诗你一定知道：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这首《蚕妇》被收进了小学语文课本，传了一千多年。

说实话，张俞这人在当时不算特别出名的文豪，诗也写得不多，但就这一首，让他“一诗封神”。为什么这诗能传下来？因为戳到了社会痛点。他用最简单的语言，讲了一个最残酷的现实：种田的吃不上粮，养蚕的穿不上丝绸。这种朴素的社会观察，比那些华丽辞藻堆出来的诗更能打动人心。

他的牛，不在数量，在深度。

第四位：唐求，写诗写完了就扔河里

这人的故事我特别喜欢。唐求是唐末的诗人，但作风不像个正经文人。他写诗有个习惯——写完了一揉，塞进一个大葫芦里，攒够了就背到河边，把葫芦往江里一扔，随它漂。他管这叫“诗瓢”。后来有个朋友把葫芦捞起来，只留下了30多首诗，剩下的都漂走了。

现在想想，这种举动特别像我们现在某些独立音乐人或者地下导演——写出来了，不想着发出去赚钱，也不想着拿奖，纯粹是因为想写。唐求的诗确实留得少，但仅存的那些，文学价值很高，比如《邛州水亭夜宴》里那句“似把剪刀裁别恨，两行飞雨一枝梅”，意境极美。

这种活法，够潇洒吧。

第五位：王懿荣，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

这位可是个硬茬。王懿荣是清朝的国子监祭酒，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兼文化部的高官。但他之所以被载入史册，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认识到甲骨文的学者。1899年，他生了病，抓药时发现一味叫“龙骨”的药上刻有文字，凭着直觉判断那绝不是简单的纹路，而是古代的文字——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，甲骨文的发现，把中国的信史一下子往前推了好几百年。

但他不只是在学术上牛。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，光绪和慈禧都跑了，王懿荣没跑。他选择了以身殉国。临死前他在井边写了一首绝命诗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”然后投井身亡。这种骨气，比他的学术成就更让人动容。

第六位：赵熙，民国四川文化的“定海神针”

赵熙是清末民初的大文人，崇州人。他科举出身，当过翰林，但真正让人记住的，是他辞官回乡后对四川文化的影响。什么叫“定海神针”？就是他这个人，就是那个时期的“权威”——写诗、写词、写戏曲、写对联，什么都能来，而且都是顶尖水平。

他参与改编的川剧剧本，至今还在舞台上演出。他写的对联，被各地当作“绝品”收藏。最厉害的是，他的学生里出了一堆名人，比如郭沫若、吴虞、陈寅恪这些大家，都受过他的影响。赵熙不只是一个文人，他更是那个时代四川文化的一个“路由器”——把所有优质的资源连接起来，往外输出。

第七位：李吉均，地理学界的“硬汉”

这位是现代人，2018年去世的，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专门研究青藏高原。他是崇州人，但一辈子待在西北，在兰州大学搞了一辈子科研。他是中国地理学界的领军人物，搞冰川、搞冻土、搞黄土高原的沙漠化，这些听着就硬核。

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治学态度。他带学生有个原则：能吃苦的，他才收。他要求学生必须到实地去，不能只在办公室里看地图、看数据。他自己70多岁了，还往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跑。这种跟着真数据走的较真劲，在今天这个坐办公室写论文的时代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
第八位：杜宽，红军时期的“播种机”

杜宽是崇州最早加入红军的干部之一。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川西，他在崇州一带发动群众，搞土改、建政权，可以说是崇州革命火种的“播火人”。后来被捕牺牲，年仅30多岁。

但我讲他，不只是因为他牺牲得早。而是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他能做到把“革命”这个抽象的概念，翻译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。比如他给农民算账：一亩地打多少粮食，交了租子还剩多少，凭什么种地的吃不上粮？这一算，老百姓就懂了。这种能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影响人、去组织人的能力，放在今天任何一个行业里，都能成大事。

第九位：李劼人，写成都写得最好的作家

虽然李劼人生在成都，但他祖籍崇州，晚年也长期在崇州居住。他的小说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《大波》，被称为“清末民初成都的百科全书”。那个时候的成都人怎么过活、什么街、什么店、什么吃的、什么人情世故，全在他的书里。

很多人把李劼人跟老舍放在一起比较——老舍写北京，李劼人写成都。但老舍的名气远大于李劼人，这挺遗憾的。读完李劼人的书你会发现，他对社会底层的观察，对时代变革中那些普通人命运的刻画，一点都不比任何大家差。他还有一个本事，就是把历史写得特别“活”——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“发生了什么”，而是让你感觉“我怎么也活在那个年代”。